李北方：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二）
李北方再按：本文在过去的几年里影响过不少人，有个进步的大学生社团还把本文作为新加入同学的基础学习材料，专门讨论学习。对此，我很欣慰。文中所阐述的，今天看也都站得住脚。在个人公号这个新渠道，重新发布一下，让更多人看到。其实也是提供个机会，让学习了但没机会交学费的补交一下。全文五万多字，分四次发完。这是第二部分。
第一部分链接：李北方：我所理解的毛主义及其实践（一）。
毛泽东时代结束时，中国经济真的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吗？
攻击毛泽东时代的人，最喜欢说的就是那时候穷，吃不上饭，饿死过人。他们说，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2011注：蠢话说得太多，就成了“神话”，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力量，不允许反问，不容讨论。我亲耳在一个会上听易中天用他特有的抑扬顿挫的声调说，改革开放前，“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这些声嘶力竭的文人们，从来没有定义过什么叫做“国民经济崩溃”，这是个经济概念还是个社会概念？崩溃的标准是什么，与债务危机导致的政府信誉破产有什么不同？既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为什么没有崩溃？还需要什么变量才会导致崩溃？对易中天们来说，这都不是问题，他们只享受表达的简单快感，思考对他们来说他痛苦了，太累了。】
《南方周末》在2008年的新年献辞中用诗意的笔调扯到：
三十年前的月亮，照着一个国运彷徨、民生凋敝的中国。一个大钟停摆了，另一个闹钟响起来。铃声急促而动听，饥肠辘辘的人民，突然都红光满面。
《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当年曾经多么的好，在包括我本人在内的很多年轻人心里的位置是何等的高。但这些年来，这份报纸已经堕落了，不但反动而且无耻，对历史的描述充满了谎言。这只不过是诸多谎言中的一个。
为了回应这些谎言，这里引用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的一组数据：
1974年的工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1.9倍，其中钢产量增长1.2倍，原煤增长91％，石油增长6.5倍，发电量增长2倍，化肥增长3.3倍，拖拉机增长5.2倍。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周恩来还宣称，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61％，但粮食增产了1.4倍。上述数字与很多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相近。（数据来自1975年1月四届人大报告）
文革十年，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涨了200%，涨了两倍。钢产量涨了1.2倍，原煤涨了91%，石油涨了6.5倍。毛泽东时代工业总产值增长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长了90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从30%增长到72%。这说明，中国当时已经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莫里斯·迈斯纳的书中这里面还提供了其他方面的数据：
从1952年到1976年，中国的钢产量从13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煤炭产量从6600万吨增加到44800万吨；发电量从43亿度增加到1330亿度；原油产量从近乎零发展到8400万吨。化肥产量从20万吨增加到280万吨；水泥产量从290万吨增加到4930万吨。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的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
中国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数量从1949年可怜的5万人（1952年为42.5万人）增加到1965年的250万人，到1979年又增加到500万人。其中的99％以上都是1949年后增加的。
1950年代初，就工业产值来说，中国比比利时还要弱小。但是到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被讥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已经是跻身于世界前六位的工业大国了。排第六位这还是从工业规模上说，如果按照工业产品数量的话，当时仅次于美国和苏联。这已经是一个突飞猛进的过程了。在这25年里面，国民收入增加了4倍。
莫里斯·迈斯纳还做了一个横向的对比：德国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33%；日本在崛起的时候，每十年增长43%；苏联是每十年54%；毛泽东时代的增长每十年高达64.5%。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像西方记者错误地告诉读者的是以蜗牛速度向前发展的，不是蜗牛速度，简直是火箭速度。如果仅从增长率上来看，完全不比改革开放以后更慢。论增长的质量，就不知道要比改革开放后好多少倍了。
经济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发展地那么快，那么好，为什么人民还那么穷？这就要谈到那个时代的发展战略。毛泽东时代的工业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与吃饭穿衣关系紧密的轻工业要迟一点再解决。这是有历史的合理性的。历史要发展的看，为什么毛泽东会做这样一个决策？旧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第一是因为政治上的一盘散沙，所以毛泽东完成了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另外一个挨打的根源是旧中国没有重工业体系，没有能力制造先进武器。靠缴获几条枪，怎么打仗？不好打。二战中，德国军队突袭苏联，使它半壁江山都失去了，苏联后来之所以能够扭转局面，是因为苏联当时已经搞了几个五年计划，在广袤的东部建成了一大批的拖拉机厂等。稍一改造，立马可以生产坦克、装甲车。如果没有那些工厂的话，苏联就会面临当年八路军抗日的困境，想打仗，没有枪。中国要建一个重工业体系，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再有战争的话，要自己有能力制造武器，不能老仰人鼻息，老是人家飞机大炮我们小米步枪，这不行。李敖说，老百姓一般只考虑挨饿的问题，领导人不一样，领导人除了考虑挨饿的问题，还要考虑挨打的问题。
在发展道路上，毛泽东选择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独立自主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之所以做这种选择，也很简单，新中国面临着充满敌意的外部环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要封锁这个国家，因为它是反共的。你想和人家做生意买东西，人家还不卖给你。老是有人说那个时候毛泽东闭关锁国，不是闭关锁国，是被封锁。想不被封锁，就只有投降。所以毛泽东讲了硬气话，你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自己干。
文革期间有一个样板戏叫《海港》，这个作品就可以证明说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完全是扯淡。《海港》的时间背景是1966年，讲的是上海码头工人在暴风雨来临面临的抉择，一个是装玻璃纤维，出口到北欧换外汇；另一个保支援非洲农业建设的小麦良种。支援非洲是一个政治任务，另外一个是商业的，这两个之间发生冲突，怎么办，这是《海港》要讨论的问题。此外，毛泽东时代中国不是不对外做生意，广交会在文革期间从来都没有停过。这些事情，知识分子们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他们就是选择性失明，下定决心要把谎话说到底。
毛泽东的态度，封锁就封锁，我们不怕，如果是做生意，那么就公平交易，绝不能丧权辱国，出卖国家利益。如果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毛泽东有非常清醒的预见，最后只会走上一条依附于西方的路，就如同今天这样。
另外，之所以走独立自主的路，是为了最终达到中国人民全面解放的目标。不光是经济、政治方面的解放，还包括文化方面的解放。有一个例子说明毛泽东对苏联的依赖非常警惕，1958年开会的时候他就骂娘，说卫生工作也有问题，太依赖苏联，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因为苏联有一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和鸡汤，所以我就不能吃。
当时有走另外一条路线的声音，就是邓小平和刘少奇他们，他们的骨头软，想怎么快怎么来，那时就讲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主张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方针可以总结为三面红旗：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人民公社。在落后的基础上搞建设，当然要快，谁考试前不突击复习一下呢？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另外就是工业方面大跃进，农业方面搞人民公社，再有就是搞技术革命。在积累模式上，毛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有根本上的不同。根据西方的经济学理论，在经济活动中资本是第一位的，有了投资才能把生产要素集合起来。但是那个时候中国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毛泽东用政治动员代替了资本的功能，让大家主动贡献劳动力，参与生产不是因为挣钱，而是荣誉感的鼓舞。财富是由劳动创造的，而不是资本，所以替代资本是可以做到的，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劳动本身。
为什么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可以支持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够在民族自豪感的鼓舞下，不为一己私利，充满热情的投入到建设中？这个今天不好理解的事，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下显得顺理成章。举个例子，（2007年）五月份我到深圳采访，遇到杨叔子院士，搞物理工程的。吃饭的时候聊起来，我说你的名字取得很有文化，他就讲起他的家世，他爸爸叫杨赓笙，民国时候与李烈钧在江西一文一武，二人并称。杨院士出生的时候，杨赓笙已经60岁了。日军侵华后，杨老先生带着全家人往后方撤，说如果咱们跑不了全家就跳江，宁死不当亡国奴。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横渡长江的时候，炮击英国的“紫石英号”军舰。杨院士回忆，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时，万分激动，从1840年以来，那是中国人第一次主动攻击外国在中国境内的武装力量，而且打了白打。这对民族自信心、自豪感的鼓舞，决不是虚幻的，什么叫站起来了？这就叫站起来了，是炮打出来，这种感觉在抗美援朝之后达到顶点。有一些国民党的后人，或者国民党党员，对毛泽东是那么的崇拜，那么的服气。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右派，但也算是爱国者，他们的蒋委员长带领他们干了那么长时间都没有做到的事情，毛主席做到了，他们真心崇拜毛主席。
民族自豪感是政治动员可以起到资本替代作用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中国人民可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辛苦奉献，是因为大家确信这是在为国家、为民族、为子孙后代工作。老田阐述了特殊利益与涵盖利益的关系，只有保证共产党不取寻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才能保证经济积累方式正常运转下去。这是毛泽东时代为什么一再强调要讲政治，一次一次搞政治运动，目的是防止共产党腐化堕落为特殊利益集团。
如何看待毛泽东时代的穷？回应这个问题挺难的，一个傻子提问，十个聪明人未必回答得上来。穷这个事直接诉诸感性，理性的分析要想起作用是很难的。
《南方周末》2003年刊登了一篇徐友渔的文章，《文革到底好不好》，徐友渔写到，“说到这里我想起我下乡时（1969年，正值文革期间）见到农民一贫如洗的震惊，但开忆苦思甜会时，一个老农妇歌颂‘幸福生活’竟说：‘感谢政府每年发一丈布票给我，使我有衣穿。’”摆明了，这是在挤兑文革时候穷，太不好了。他这样讲对年轻人是很有迷惑性的，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一年就发一丈的布票，布又不是什么好布，完了老百姓还要感谢政府，这样的年代多么的万恶啊。
让我们来仔细算一下这个帐。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一穷二白，要生产布的话，是要有纺织厂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大前提下，织布要建设纺织厂；装配纺织厂，需要有纺织机械厂；再往前推，这一切的基础是要有钢铁，要建钢铁厂。今天很多讽刺毛泽东时代的段子跟炼钢铁有关，比如张艺谋的《活着》。钢铁是工业的基础，所以大炼钢铁本身是无可厚非，有了钢铁才可以建纺织机械厂，建完纺织机械厂才能装配纺织厂，装配完纺织厂才能开工织布。这个过程是几年就可以完成的吗？从一穷二白的1949年到1969年，这个过程还没有完成，那个时候刚刚有一点生产能力在开始释放，每一个人能够保证有一丈布已经很不错了。
看看老田是如何反驳徐友渔的：
布票对徐友渔笔下的“老农妇”而言，确实意义重大非凡。若没有这一丈布票，为了蔽体御寒，“老农妇”必须自己来织这一丈布，从纺线车纺线，到用老式穿梭织布机织成土布，即使是熟练的“老农妇”也需要500-600小时，那就意味着，“老农妇”在照顾小孩做完家务以后，每天必须忙到三更天，为织成这一丈布至少也需要100个以上的“夜工”。这还没有考虑，以前做饭是需要“老农妇”自己，把“谷”变成（通过石碓、石磨等）“米”的。
老田的反驳说的太好了。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阐释，完全是一个屁股决定脑袋的问题，是一个十里洋场的想象和中国广大农村困苦的矛盾问题。对徐友渔这种无聊文人来说，蒋委员长那个时候好啊，那时候上海滩看的电影跟好莱坞是同步的。可是再怎么好，不就是一个上海滩吗？上海周边你怎么不说，全中国你怎么不说？老百姓过的是人日子吗？即便在上海，夜总会里歌舞升平，但有些穷人、乞丐，在路上走着走着倒地就死了。【2011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蒋委员长时期是如此，今天又是如此了。2011年12月8日，一个流浪汉冻死在昆明街头。】好莱坞电影是奢侈品，一直到今天，好莱坞大片也不是每个人都看得起的。从精英角度的立场出发，徐友渔觉得他自己是很牛的人物，如果1969年蒋委员长在的话，他应该每月要拿几千大洋，在富人区看美国大片，在夜总会灯红酒绿，再养几房姨太太什么，那该是多么美好的生活，管他穷光蛋是死是活呢。但毛泽东治理这个国家，整天考虑那些穷光蛋的日子怎么一点点过好，还要搞得徐友渔们跟穷人过一样的日子，穿一样的粗布衣服，他就不爽。所以他们说蒋委员长好，说改革开放好，一切对毛泽东的仇恨不过是源于少过了几天人上人的日子，这么多么鄙俗和下作啊。他们的这种历史判断，只是基于一己的私利或者小集团的私利。这种人你说我们怎么批评他？我只能说他没有人性，他不是吃狼奶长大的，他生来就是个狼崽子。没有人性的知识分子们整天说这么伤天害理的话，而这些话又很有欺骗性，把年轻人忽悠得不轻，看看今天穿的是什么吃的是什么，就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人间地狱了。历史要发展的看，怎么可以这么比较呢？
说到吃，再谈谈农业问题。中国的粮食历来是存在缺口的，是结构性的不足，因为人多地少。后来的粮食增产主要是靠技术，靠杂交水稻，靠用化肥农药，粮食才能增产。解放前，地主精英阶层对老百姓的层层压榨，其残酷程度超乎想象。苏联早期的经济学家恰亚诺夫提出了一个“自我剥削”的概念，他讲，地主阶级是没有任何的投资冲动的，他不会把剩余用来投资工业什么的，他想出很多方法来剥削老百姓。有地的人少，没地的人多，要当佃农的人也多，地主就把地分成非常非常小的块儿，租金越收越高。农民又没有别的活路，只好耕种他那块地，最后就演变成了自我剥削，只能拼命干再拼命干，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租金剥削，然后自己勉强吃饱，弱者相食。农民看不到被剥削的根源在哪里，人人都想着，我今天是个贫农，明天就想当中农，弄点钱我就想当富农当上地主，好剥削别人。正是因为弱者之间的相互蚕食，才养活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精英集团。
有一个叫薛暮桥的经济学家，解放前做过一个调查，他问富裕的地主，说你有地为什么要佃出去？你可以雇工嘛，出工钱雇这些人给你打工不好吗？地主的回答是，我雇他给我打工，工钱虽然不高，但是饭要管饱，他一顿要吃三碗。我把地佃给他，我就收租子，他一顿吃一碗就解决了，把那两碗剩下来给我。这种剥削压榨已经到了多么惨无人道的程度！
旧中国的粮食存在结构性不足，总是不够吃，就会出现季节性波动。到了秋天，粮食供应比较充足，到了春天的时候大家把粮食吃完了，没的吃了。所以粮食价格的季节性波动就非常大，缺粮的时候两个银元一担谷，粮食刚收割的时候两个银元一担谷。穷人向有余粮的富人借粮食，地主会说，现在粮食四块钱一担，我是借你四块钱而不是一担粮，等你的粮食下来了还我四块钱。可是到了秋天，粮价就变了，两块钱一担，但地主要求穷人还四块钱，还四块钱啥意思？就是要还两担谷。从表面上看，借四块还四块，利息为零。但是你从这实物来看，利息就是百分之百。对最底层人的压榨方式真是千奇百怪。
建国以后，共产党马上在全国范围内对粮食进行统购统销。搞统购统销是要在不能马上提高粮食产量的情况，消灭粮食价格季节性的波动，先收上来，到时再发下去。费孝通在1950年代曾经到基层考察，他看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解放前农民平时都不敢吃饱，怕到了春天挨饿，但是他下去一看，哎哟，老百姓怎么放开肚子吃饱了呢，观念怎么就变了呢？当时老百姓有一句话，有我们毛主席在，饿不死人。这就是统购统销的作用，把粮食的季节性波动抹平了。这是1959年以前的事，1959年以后确实出现了饿死人的状况。这是另外一个课题，这里不去涉及了。【2011注：饥荒是毛泽东时代的一个污点，这一点毛派人士从来不否认，饿死一个人也是不该的。我们反对并与之斗争的是：把一切的责任完全归给毛泽东个人，成就归走资派；夸大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孙经先老师给出了有力的反驳，可惜那些人是没心思看的），妖魔化毛泽东时代。2008－2009年，我在LSE上了中国比较研究的课程，其中一讲的主题是饥荒。王斯福教授在讲到中央不顾国内现实，为归还苏联借款而导致粮食短缺的时候，加重语气强调了两遍，是“周恩来”坚持要那么做的。】
好多老人都会说，那个时候虽然穷，但是有盼头，我们觉得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的将来会是美好的。毛泽东也不是说完全不考虑解决穷的问题，第三个五年计划已经要调整经济结构，搞一点轻工业，搞一点副业，改善人民的生活了。但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突变，苏联要袭击中国的核试验的基地，摧毁中国的核能力。因为有这个变数，所以这个计划被迫改了。毛泽东已经认识到，提高人民的生活至少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走完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阶段，于是一切功劳就成了邓小平的。
谈毛泽东时代的发展，最重要是要认识到，在毛泽东那里，经济发展从来是手段，人的发展是目的。不能丢下任何一个人，均衡发展，是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取向的核心。这里引用甘阳的一段论述：
毛泽东搞破坏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1958年毛泽东把中国88％的工厂的管理权全部移出中央部委的管辖范围，而把它们转交给各级地方政府管理，把财权、企业权统统给地方，不但各省、各地区、而且各县都有自成一套的工业，这就是毛泽东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主张，要求每一个县都可以自己发展工业。1961年以后刘少奇把所有的工厂都收回中央管辖，但毛泽东1964年以后又开始把所有的经济下放给地方，提出要‘虚君共和’，反对一切由中央管辖。毛泽东当时说的骂人话非常有名：从地方上收编中央的企业统统都拿出去，连人带马都滚出北京去。到文化大革命，1968年甚至根本没有计划，整个国家没有国民经济计划，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实际上把中国当时力图建立的中央计划经济基本摧毁掉了。（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
毛泽东要搞的是均衡发展，在他那个时代，已经开始搞乡镇企业。80年代，乡镇企业非常红火，其实最早的乡镇企业大跃进的时候就有了，在文革后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毛泽东年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化肥有一半由农村地方工业，也就是乡镇企业生产的，70年代中期一个县有上百家生产数百种不同产品的小工厂是不足为奇的。甘阳转引的美国学者舒曼的话，有助于理解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绝大多数中共干部，更不要说中国的普通工人农民基本上是无法参与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大跃进”，要各省各地和各县的第一书记都要抓经济抓工业，并且提出“外行领导内行”，“政治统帅经济”等等，都是与中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有关的，即毛泽东强烈地要求中共的社会基础即农民工人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怕的是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而被置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外，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强烈地反对把工业化和现代化变成只是中央计划部门和技术知识分子的事。
毛泽东希望的发展是“一个都不能少”，他要即工人、农民和党的干部成为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人和主体，他担心农民、工人以及没有文化的所谓工农干部被边缘化，被置于现代化的进程之外。所以他把工业撵出去，从北京撵到地方，他让农民自己办工厂，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迈斯纳论断：“没有毛泽东时代的工业革命，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改革家就几乎无从进行改革”。这个事实不知道为什么被人忘光了，一说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看出来和平和发展是国际形势的主题，可是没有毛泽东留下的原子弹放在那儿镇着，你和平个啥？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的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你怎么参与国际大生产，怎么接人家的外包的活儿？
迈斯纳还强调，中国的经济几乎是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独立取得的。那些帝国主义列强，他们的发展无一例外都是靠对外扩张、对外殖民，一方面掠夺资源，明火执仗地抢，另一方面对外殖民，减轻国内的人口压力。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通过对外扩张，靠自己的力量建设起来独立的完整的大国。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对外掠夺的传统，以前中央王朝和周边小国之间存在的朝贡关系，本质上相当于用保护价收购小国的产品，派发红包，所以小国争着来朝贡，因为经济上占很大的便宜。毛泽东时代，中国一边对抗着世界上的两大霸权，一边跟小国和平相处和援助。在国际关系上，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对国家间的丛林法则的彻底终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真正做到了软不欺硬不怕。硬，美帝硬吧，敢跟他干；苏修硬吧，也敢跟他对着干。与此同时，中国但是从来不欺负弱小国家，而且给他们一点支援，包括经济上的支援，更重要的是道义上的支援。毛泽东的中国给了他们希望，可以通过革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维护国家主权，实现自主发展。
毛泽东时代是真正的中华民族复兴的时代，是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年代。
第五部分：毛主义与知识和知识分子
毛泽东有反智的罪名，他把知识分子折腾得不轻。毛泽东的名声今天这么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得罪了一帮得罪不起的人。知识分子有话语权，但知识分子也最不是东西，因为他总是拿他的话语权给自己说事，顺便恶心别人。比如李安拍了《断背山》，他就说人人心里都有一座断背山，不管你是不是有同性恋倾向；福楼拜自己得了梅毒，他就说其实每个人的骨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梅毒，不管你私生活是不是规矩。这帮家伙非常的讨厌。
知识分子在毛泽东年代是不吃香的，所以这些人拼了命要诅咒他。而那个年代受益的人大都不会写书，也没有话语阵地，不平衡就产生了。要理解毛主义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还是要谈一点基本的理论问题，否则讨论就没法进行了。
第一个层面，知识的本质是什么？我们从小都被教给过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其实还可以这么翻译：知识就是权力。这是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主流是不要谈政治，不要谈道德，但是有一个词幸存了下来，还在普遍使用，这个词就是话语权。认可话语权这个事，就等于承认话语就是权力，知识就是权力，文化也是一种权力。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程巍先生是我的良师益友，他有一个很精彩的论述，我多次引用：“自从话语与权力的关系被发现后，一切学问都变成了政治学。”
葛兰西最早提出了文化领导权和文化霸权的概念，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在狱中的时候就思考，为什么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那些革命条件成熟的国家没有爆发革命，反而平稳的过渡了。他提出了一个文化霸权的概念，说统治阶级95%靠文化的力量在维护社会的统治，只有5%是靠暴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对工人阶级是不利的，但工人阶级还去维护它，在某种程度上，工人阶级就在帮助统治阶级来统治他自己。为什么呢？这是文化霸权的作用。黑格尔有一个比方，奴隶可以造反，但在获得了主人的财富的同时，他在头脑上却成了主人的“俘虏”。一次次的农民起义，其实也是这个道理。起义者本来是个受压迫者，不平则鸣，揭竿而起，但他造反成功后建立的还是旧的统治秩序，直到最后再被推翻。在头脑上，无论陈胜吴广还是朱元璋，一直都是曾经压迫他的人的俘虏，精神上的枷锁从来没有真正挣脱过。他认同的是弱肉强食的文化，他只是不想被人家强食，他要做的就是有一天强食别人。
观察真实的历史过程，会发现一个新登上历史舞台的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一般是先经济后政治再到文化，文化总是最后一个获得胜利的领域。我推荐大家有机会去看一看程巍先生2006年出版的《中产阶级的孩子们》，他用这种理论来分析1960年代美国的学生造反。他认为，那是一场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资产阶级在两三百年以前就慢慢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后来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地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或者文化上堕入了贵族的圈套。用巴尔扎克的话，三代才能培养一个贵族。什么叫培养？就是你原来不是贵族，你现在有钱了要学贵族的做派，学贵族怎么吃饭怎么吃衣裳等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资产阶级原来的那个文化，被贵族认为是粗鄙的。一直到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资产阶级才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场彻底的革命，摇滚乐才可以登堂入室，获得了和古典音乐一样的地位，从此才可以说资产阶级彻底地战胜了他的对手。
文化与政治的关系又是那样的紧密，那么的重要。这是韩毓海的一个论述：
现代政治区别与传统政治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文化形态”。换句话说，一切“现代”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现代”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具体而言，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是由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革命，特别是中国革命所追求和诉诸的文化价值体系奠定的，并以此区别于传统政治的合法性（血亲的、天授的、宗教的和武力的）。因此，现代政治斗争的关键方式就是争夺“文化领导权”。
现代的政治都不能不是文化政治，一切统治都不能不是文化统治。毛泽东带领工农起来造反，建设的是一个工农的政权，大众的政权，那么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必须要是大众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已经论述了。在这个政权里，工农不但要掌握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掌握文化上的领导权，这个政权才会稳固。所以毛泽东说，如果要造反成功，革命成功，要先造成一种舆论上的优势，从舆论上、文化上打垮敌人。如果文化上失败了，那么你的政治权力也是维护不长久的。我没有任何证据说明毛泽东的思想在形成过程中受过葛兰西的影响，但是他们都认识到文化对政治统治的作用，这可能就是英雄所见略同吧。毛泽东强调文化的作用，强调精神的力量，他说人总是要有点精神的，他说人定胜天，这听起来多少有点唯心主义、唯精神论的色彩，但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真是超前的。他看到了一个同期的，或者他之前的革命者没有看到的问题，毛泽东真乃大思想家和大战略家。
举个例子，我通过东北二人转了解到二十四孝《郭巨埋儿》的故事。故事情节大概是，郭巨家有个小男孩儿，很小，还有一个老母亲，按照那时候征兵法则，家里有两个男丁就要出一个去当兵，当了兵基本上就有去无回。小孩儿不能当兵，郭巨自己就得去，那么老娘就没人照料，就得病死。郭巨是个孝子，怎么办呢？他想出的办法是忍痛把儿子活埋了，这样家里就剩一个男丁了，就不用当兵了，可以照顾老母亲。一片孝心感到上苍，他去挖坑埋儿子，一挖挖出金子来了，是老天爷放在哪的。有了钱，儿子不用埋了，兵不用去当了，皆大欢喜。这种故事本质是什么呢？是精神鸦片，他不鼓励人思考，更不鼓励反抗，而是鼓励愚忠愚孝，最后把自己的命运寄托于运气，这种文化就是用来培养顺民的。但毛泽东倡导的文化是反抗的文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所以，建国后没多久他就发起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舆论攻势。当时几乎所有高级领导干部都认为这个电影拍的好，电影讲的是乞丐武训通过要饭发起“希望工程”，培养大学生的故事，看起来是么公益，多么有志愿精神。但毛泽东看了以后勃然大怒，他说对这部电影的肯定说明我们的思想已经混乱到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新政权已经有了，但是在文化上仍然坚持旧的那一套，那么旧社会迟早是要回来的。武训做的事，无非是让以前受压迫阶级的一个孩子，通过念书考科举，最后混一个官当，然后跻身于统治阶级的位置，获得一个压迫别人的机会，不但对旧的压迫秩序没有丝毫的触动，而且是在强化这个秩序，所以他要批评《武训传》。
不是说毛泽东喜欢搞批斗这一套，而是他真正深刻地认识到知识的本质，知识就是权力，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知识和新的文化。
第二个层面，知识和科技可以成为知识分子谋取个人和集团利益的工具。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研究主题，是科学家集团是怎么样利用他的专业技术和全社会博弈，怎么样绑架了全社会。有一些科学家搞一些特别尖端的技术，最后产生了负面的社会效果，比如对环境产生破坏，然后他们就继续要钱，说之所以这个科学成果现在有负面作用，是因为研究还不够发达，所以我们得继续研究研究。【2011注：多么像改革的逻辑，改革出现了负面结果，是因为改革还不够深入，所以要“杀出一条血路”，继续深化改革！】通过这个，科技人员集团就把全社会给胁迫了、绑架了，你拿他没有办法，科学技术成为了个人谋私利的工具。
毛泽东对这种倾向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他怕技术官僚、技术工作者在掌握了科学技术之后，不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个人私利服务。所以他要求群众必须自己掌握科学和文化，这是文化大革命时候的一个口号，人民大众要成为科学的主人，成为技术的主人，人民不能被科技奴役，也不能被掌握了科技的那些人奴役。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是反智主义者吗？当然不是，他不反对科学技术本身，技术革命是那个年代在三面红旗之外喊的最响的一个口号。我们要搞科学，要研究科学技术，但是不能让科学技术成为某些人牟利或者压迫别人的工具。所以那毛泽东时代一直强调红与专的关系，专的前提是必须要红，政治上要过关，要用知识为人民服务。
那么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多，我们就讲最传统的那一套，读书人的使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在历史上读书的目的更多的时候被异化为考科举当官发财，但是这种读书人的伦理没有彻底沦丧过。知识分子在追求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的同时，必须坚持基本的操守，要破除对自己阶层狭隘利益的关心，要关心大众，关心天下的兴亡。这是读书人的本职工作，完全不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总体上看，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一直是一个特权阶层，是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毛泽东首先是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定义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属于人民大众，他们的身上有依附性、软弱性、动摇性的弱点。那个时代，老百姓对知识分子有个比较损的概括，说他们有俩毛病，第一个毛病是懒；第二个毛病是贱，三天不打屁股痒痒。毛主义要求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知识要为多数的人服务，毛泽东在1939年就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合工农群众相结合将一事无成。很多人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让知识分子向工农学习，老农民有什么好学的呢？其实，他不是让知识分子真地学怎么种地，种地是农民的事，让知识分子下去劳动，是迫使他们去体验一下农民的苦，感受一下底层人民的艰辛。只有理解了农民的不容易，才可以换位思考，站在他们的立场上想问题，用知识为劳动人民服务，向贫下中农学习是一个转换立场的过程。那时候知识分子被发配到下面劳动了，并没把他们真地变成农民，他们在原单位的组织关系和工资关系都是保留的。
毛泽东与知识分子之间，没有私怨，只有公仇。很多人说毛泽东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时，被知识分子歧视过，所以他心怀怨恨，才找机会报复。这真的是把毛泽东看得太小了，说这个话的人，也显出了他自己是多么的渺小。
回顾一下从整风到反右的过程，可以帮助理解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原本，毛泽东不但对知识分子个人没有特别的成见，而且他的知识分子朋友里右派比左派朋友还要多。他喜欢跟这些人交往，写写诗唱和一下，挺好的，他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嘛。正如迈斯纳所说，“1956年之前没有任何事实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是有恶感的。”也许毛泽东当时认为，建国以后知识分子会自觉自动转变立场，跟大家一起投身到新的事业中去。1957年搞整风的目的是让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来帮助纠正官僚系统的工作作风，毛泽东对官僚系统不满意，觉得有官僚作风滋生，所以请知识分子出来鸣放，来帮助党改正错误。结果这些人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了，他们不是真的认同新社会新秩序，而是想轮流坐庄，憧憬着重新成为统治集团、剥削集团的一员。当年知识分子的言论也引起了工农干部的不满，老百姓也不干了。以下的文字来自王绍光的文章，他的陈述建立在美国人李敦白的回忆之上：
“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
李敦白的丈母娘是一个普通的劳动妇女，普通工人，她干脆说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统统都是放屁。可以想见那个时候工人农民对知识分子是什么态度，进而容易理解反右是怎样一回事。不是说毛主席想要怎么着他们，是工农干部从组织系统内对毛泽东有一个压力，这些知识分子要变天，他们不干了，老百姓也不干了。也许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才发现右派知识分子心里的小算盘，他们不是真心想要投身新社会，于是他就开始反击，后来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是引蛇出洞。我觉得未必是，这么说话是毛泽东的一个特点，他讲话比较随意的，其中也可能有对当初误判的懊恼。总之，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真实底色经历了一个逐渐发现的过程。建立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一个新秩序对反对该秩序的文化人进行一点反击，是正当的。
毛泽东已经去世30多年了，今天的事实已经表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再看看今天在人前表演的那些知识分子们的丑陋嘴脸，可以明确地说，他们是反动的，反人民的，当年给他们点苦头吃完全是应该的。毛泽东错就错在给他们吃的苦头还远远不够，没把他们收拾老实，留他们到今天祸害人民。